在二十年前，台灣的社會運動界流傳著「北學南工」的講法。在當時，北部興盛的是一波波的大學生抗議風潮，從台大學生爭取校園自治的「自由之愛」，到文化大學學生抗議國大代表所上演的「草山傳奇」。在南部，從台南的紡織廠到高雄的國公營事業工廠，勞工階級的不滿充實了台灣工運的陣容。
北學南工的說法反映了當時扭曲的社會結構。南部寒窗苦讀的莘莘學子如能擠進聯考窄門，辛苦地負笈北上，一方面試著適應大都市的冷漠與無情，另一方面也得面對嚴苛的課業壓力。
很快地，這些力爭上游的南方學生變成了安滿自得的北部人，成了關心職位升遷、按月繳房貸、忙著安排小孩補習教育的中產階級。只有在逢年過節時，他們才會回到自身的原鄉，在短暫「親密的陌生人」之旅後，很快地回到鴿子籠的公寓生活。
南部人才的流失，造就了更為繁榮的北部，但也使得原鄉更為凋敝。原先在鄉里一言九鼎的士紳階級開始退位，取而代之的是擁槍自重的黑道民代，他們只能靠著買票與包工程，才能維繫自己的地位。
二十年前的社會運動風潮強而有力地扭轉這種趨勢。政治民主化意味著教育機會需要更平等化，也因此，大部分的新設大專院校都是坐落於中南部，在地學子也才有可能在地學習。許多經歷了三月學運啟蒙與洗禮的青年，決定回到自己的故鄉，他們謙卑地從社區運動、社區大學著手，一步一腳印地慢慢改造地方社會。
更重要地，一旦民主的生活方式成為習以為常的日常共識，即使極端邊緣化的居民也知道，他們有百分之百的權利，能夠批判傲慢而輕視人民的統治者。
就是透過這樣的扎實打樁，學生運動才有可能在南方的荒漠萌芽。十一月六日，台北的大學生在行政院前靜坐，但是卻遭受政府官員的言詞羞辱，以及警方的強力驅離。南部的校園早就瀰漫著一股騷動不安的氣氛，台南的成功大學打響了南方學運的第一炮，十一月十日，高雄的大學生也集結在中央公園，向南傳遞這一把抗議的怒火。
高雄的學生運動的確是南台灣太陽底下的新鮮事。在三月學運時期，高雄至多只有承繼醫學院批判傳統的高雄醫學院有異議性社團，中山大學也只有個數位學生趕赴台北，親身見證了那場改變歷史的抗議活動。但是在這一場港都的「野草莓」運動中，青年的改革熱忱就像熱情的南部人一樣溫暖，學運的烽火也終於跨進了二行溪以南。
更難能可貴地，高雄的環保、工運、身心障礙、教育改革團體，都有幹部到場，共同為學生們打氣。城市光廊原先只是都會觀光的景點，但是在那晚，卻成為了南部公民社會具體而微的縮影。
在野百合學運，負責聯絡的幹部需要自備零錢，打公共電話；在野草莓學運，網際網路的即時傳播相當程度地克服了城鄉落差，以及北部媒體的抹黑。但是即便如此，一場成功動員的學運也不會立即翻轉長久以來的南北差距，南方問題的陰影仍將持續存在。
放眼未來，南方的野草莓世代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有自己的故事等著開創。聰明而世故的他們深知，如果不及早拋棄野百合的陰影，歷史的悲劇將會變成鬧劇，就如同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。但是唯有突破集遊法體制的訴求轉化成為更廣大的改革方針，將激昂的動員升華成更綿延而持續的參與，南方問題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決。野百合運動曾經留下絢麗的傳奇，原因並不在於臨時條款的提早廢除，而是因為它召喚出一個世代的改革熱情。可以確定的，在未來，同樣的標準也會用來驗視野草莓世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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